近日，高淳区人民法院发布该院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办理情况，以高淳法院的试点为标志，南京“个人破产”制度化探索正在起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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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，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，《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（类个人破产）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也已发布。

“个人破产”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？ 

案例：给“诚实却不幸”的债务人新生

　　2020年6月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文，确定高淳为南京唯一一家“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试点工作”法院，自此拉开南京针对“个人破产”试点序幕。截至今年1月初，该院审结个人债务清理案3件，涉及债务总金额近600万元，另有5件在审理中。

　　2020年12月30日，该院裁定批准，债务人谷某全力偿还73.2万元后，尚欠54.6万元债务予以免除。 

　　卸下债务当晚，十几年不敢回家的谷某走进家门，抱着卧病在床的86岁老父亲号啕大哭。2003年受“非典”影响，谷某承揽的工程严重亏损。17年来，谷某除了弟弟去世当晚回家看过一眼，始终在外打工不敢回家。他的所有收入除看病、生活和子女学费外全用来还债，依然杯水车薪。 

　　法院立案后，指定管理人对谷某所有财产、近3年财产变动进行调查，并核查债权人提供的所有财产线索。2020年12月，21名债权人表决通过债务清偿计划：谷某在清偿债务总额127.8万元的57.28%后，未予偿还的债务全部予以免除，并经一年信用考验期，恢复其信用。至此，南京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办结。

　　另一案件中，两名债务人均65岁，因经营亏损欠下50多位债权人400多万元。债务清偿计划明确，除预留两人医疗费用、基本生活费用每月共计3000元后，所有收入用于还债，如能8年归还本金的80%，未偿还债务将全部予以免除。 

疑惑：如何避免成为“老赖”的狂欢？

　　“个人破产”与我国传统理念有出入，为什么要探索“个人破产”，这一制度会不会成为“老赖”的狂欢？ 

　　南京大学法学院特任副研究员张力毅认为，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下，个人为企业债务提供担保情况较为普遍，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缺失，一旦创业失败，企业虽然通过适用《企业破产法》得以免责，但企业家往往要以个人名义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经营风险由此可能转移到个人和家庭。

　　高淳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傅立新告诉记者，司法实践中，个人严重资不抵债的事实大量存在，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，扼制了这部分人的创业创新动力。

　　“探索建立个人债务清理机制，可以在对债务人‘穷追不舍’的执行模式之外，提供一个债务人与债权人和社会多方共赢的债务清算模式。”傅立新说。 

　　张力毅指出，从国外的“个人破产”实践来看，个人破产常常意味着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的个人失权，债务人的消费水平、职业资格、收入分配等都将受到严格限制。《深圳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也规定，个人破产后不得乘坐飞机头等舱、高铁一等以上座位；不得购买不动产、机动车辆；不得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。 

　　“另外，个人破产并非‘一破了之’，破产主要分为清算和重整两种程序，未来的个人破产，将主要是通过重整程序，为债务人设定较长时间的债务清偿期，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债权人的利益，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逃废债。”张力毅告诉记者。 

　　作为南京唯一的一家试点法院，高淳法院在办理个人债务清理案件时，秉持“宽容失败、严防逃债”精神，要求债务人进行全面如实的财产申报；也对债务人三年内重大财产变动100%核查到位，债权人提供的财产线索100%核查到位，避免债务人利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进行逃废债。

趋势：完善“半部破产法”，“类个人破产”试点正铺开

　　张力毅介绍，现行的《企业破产法》于2007年施行，早在立法之初，关于是否将个人破产纳入的争议就没断过，受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所限，最终只施行了企业破产制度，该法也因此被称为“半部破产法”。近年来，学界对“个人破产”制度化的讨论从未停止。 

　　2019年7月，国家发改委、最高院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》，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，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。这意味着停滞多年的个人破产制度建设开始提速。

　　除了南京，江苏的苏州，浙江、广东等地“类个人破产”工作试点也已铺开。事实上，国家层面对“个人破产”制度化的探索正在不断推进，“个人破产”立法呼之欲出。2020年5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在《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》中明确，要“健全破产制度，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，推动个人破产立法，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”。